东京奥运：这场超现实的赛事如何击破我的奥运气泡

这本该是一届带来希望的奥运会。东京奥运2020原本是世界战胜全球大流行疫情的一个象征，可是结果却事与愿违。对于身在东京的很多记者、运动员和代表团人员来说，他们面临各种限制措施在接下来日子似乎有收紧的可能而不是放宽。

“鉴于新冠病毒的感染数字，我们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所以如果确诊数字有冒升，我们会继续讨论，”在被问到奥运是否会继续进行时，东京奥组委事务总长武藤敏郎这样说道。

他这个模糊的答复登上了头条，被演绎成奥运会有可能会被取消的暗示。这正显示了我们所有正生活在东京奥运气泡里的人，现在的处境是如何微妙。

每个从日本境外来的人，在前往东京之前都必须隔离，而且在登上飞机之前就已经需要好几份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甫一抵埗，我们要在酒店里再隔离三天，并每天接受核酸检测。

限制措施令你每天只能外出15分钟，去便利商店买食物和饮料。

你在头14天里都不能去餐厅，但是你可以叫外卖，这对于不会说日语的人来说可能会很困难。

我能说也能读日语，但是隔离还是不容易。三天过后，事情也没有变得简单多少——我们仍然只能去特定的场馆，一切都在奥林匹克的气泡里。

每天唯一允许出外的窗口就是那15分钟——而如果新冠病例继续上升，连这个都可能会被取消。

东京居民对于所有游客的到来感到不安，一些报纸也报道了一些据称是违反“奥运气泡”的新闻。

“7月16日，古巴代表团被要求在机场办公楼的一个房间里等候新冠病毒的检测结果。运动员与机场工作人员使用同一个卫生间，在走廊和楼梯双向走过时距离近到身体要发生接触，”《每日新闻》在7月20日的报道中这样写道。

公众的情绪极度紧张，我感觉仿佛连奥运会本身都已经处在悬崖边上了。

故地重游

我第一次来日本是在1989年，当时我20岁，来这里上大学。我在筑波大学修读相当于是现在的传播学专业，当时我在我的学院里是唯一的非日本人。

我在25岁那年离开日本。在离开20多年之后，我一直很期待再次来到这个最令人难忘的国家。

身处气泡当中，我明白日本政府为什么要采取所有这些措施。我隐隐希望，事情会好转，而我能够去见我那些旧时的大学同学。

但现在我想，这是不可能了——公众已经有了他们的决定。

纯子站在国立竞技场围栏外面的时候，我访问了她——她带着12岁和9岁的孩子。 她告诉我说，她认为对抗新冠疫情的这场仗已经输了。

“这非常复杂。我很高兴我们有奥运会，我们甚至都买了票。现在我心里有种矛盾的感觉。我想享受这段时光，但是内心深处我很伤心，对奥运会感觉不安。”

根据《每日新闻》在周日（7月18日）发表的民意调查，将近三分之二人不期待享受奥运会。

“我认为我的感受和每一个生活在东京的日本人是一样的，和所有从外面来的人也是一样的，”纯子说。

“对所有这些从外面来的人，我觉得很伤心，很伤心，因为我们不能以我们希望的方式来接待他们，”松田纪子说，“日本文化注重款待客人——所谓的‘omotenashi’，但是现在不可能了，我们要很小心。”

松田女士来看体育场外的五环雕塑，并且来哀悼一场本该完美的奥运盛会。

最好的筹备，直至疫情到来

到2019年时，日本就已经准备好了。大多数的奥运场馆建设都在按计划进行，甚至是提前完成，门票的需要也很高。国际奥委会（IOC）称东京是准备做得最好的奥运主办城市。

但是在我到来之后的这几天里，我们在奥运气泡里的感受是……阴森。

草坪、树木、建筑——它们全都一尘不染。一切都准备着欢迎大家，一切都按计划精准地筹备好，但是周围仍是空荡荡的。它感觉就是一场科幻电影。

渡边丰子也是来看国立竞技场的奥运五环标志的。尽管有人抗议，但是她觉得当局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冠疫情之下已经尽力了。

“我很高兴奥运会在这里。我七岁的时候有去东京的第一次奥运会，我有最美好的回忆。这对我来说是第二次了，我是来这里表达我的支持的，”她说。

但是到处都是路障，人却不多。我问她，对此有什么感觉。

“对此我感到遗憾，并且很孤单。我明白有新冠病毒的问题，但是现在离全球大流行开始已经过去一年了，而且我们知道预防措施是什么。”

“我认为人们应该能够来，负责任地行事，自觉保持社交距离，所以路障是真的没有必要——这是反应过度，”她说。

距离开幕式还有几天，但各种坏消息仍然接踵而至。本周，一个由14名学者、作家、记者等人士组织的小组向东京都厅递交了一份共有14万个签名的请愿信，在最后一刻请求取消奥运会。

在新冠确诊病例飙升的状况举办奥运会，这里的气氛很安静，甚至连丰田这样的主要赞助商都决定不出现在任何与奥运会有关的电视广告，不愿与这场不太受欢迎的大会有联系。

这已经很能说明围绕在这场被遗弃盛会的黯淡氛围。

主机惠国际部记者洛德丝·赫莱迪亚（Lourdes Heredia）在东京实地报道奥运会。